政法干警申論寫作范文(一)

　　強調“全面”公開裁判文書，并非一味追求社會公共價值，而忽視對公民個人隱私的保護。事實上，最高法在推動裁判文書上網之初，就將公民個人隱私權的保護確定為一條不可動搖的原則。規定明確不予公開的幾類文書，很大程度上就是出于保護隱私或國家秘密的考慮。此外，還允許以隱名處理、刪除有關信息的方式，來保護當事人的隱私權，就是想在不破壞私人生活安寧的前提下擴大信息公開。只有把握好這個平衡點，才能找到最大公約數，讓人民群眾在司法改革中真正有獲得感。

　　裁判文書公開所代表的司法公開，具有多重社會價值，它可以全景展現一個國家解決糾紛和沖突的技術與倫理，大大提高人們對公平正義的信仰和尊崇。這個展現中國司法狀況和法治發展進步的重要平臺，凸顯了中國司法的自信，也體現出獨特的氣質，不僅國內群眾熱切關注，也引起其他一些國家的高度關注。自2013年中國裁判文書網運行以來，海外訪問量突破5億人次。保持這種氣質，迎難而上，不輕言退，方能以司法公開的持續進步，激發人們全面依法治國的信心和熱情。

　　政法干警申論寫作范文(二)

　　防止決策與責任的脫節，是國企改革的重要一環。過去，一些國企投資出現巨額虧損，卻往往誰也不用負責，讓人心疼。這種情形有望得到遏制。近日，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建立國有企業違規經營投資責任追究制度的意見》，在國企發展歷程中首次提出“實行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制度”.“終身”二字，體現了監督決心，也充滿了震懾力量。

　　出臺終身追責制度，針對的是國企決策方面的約束失之于寬。《意見》中列舉的九大方面54種情形，都是過去長期發生甚至比較嚴重的方面。比如，審計署2014年發布的11家央企的審計公告顯示，上百億元投資虧損中，不少看上去十分“任性”,有的企業借給民企20億元買礦、次年再花40億元高價回購;近幾年，國企走出去步伐加快，大手筆“買買買”,然而不少項目轉眼卻成了虧損黑洞，幾十億甚至上百億元投資打了水漂;還有一些國企，只關心負責人任期內的營收數字好不好看，不切實際追求規模，加劇產能過剩，最后滋生一批僵尸企業。問題是，虧損之后，許多決策者只要換家企業、換個崗位就可卸責，有些甚至留在原有崗位繼續發號施令。要遏制違規經營、盲目投資、暗箱操作、轉移資產等痼疾，提升決策的規范性勢在必行。

　　此次《意見》猶如給經營投資決策開列了一張“負面清單”,意味著國企負責人決策時就得掂量責任的問題，無論是否離開企業，都無法推卸應負的責任，不能把虧損包袱甩給國家，拋向社會。從另一個角度看，這也有助于解決國企投資短期化的問題。終身追責，對國企決策者是一種提醒：投資不能只看眼下賺不賺錢，哪兒熱鬧就往哪兒扎，更要關注長期的可持續發展。

　　有人擔心，終身追責制度也許能管住拍腦袋決策，卻也可能讓人不敢拍板，助長“寧可錯過也別犯錯”的想法，如此一來可能會捆住企業的手腳。這顯然是種誤解。

　　首先，追責范圍比較明確，損失認定方式、處理規則，也比較明晰，對執行中帶來“誤傷”已有防范。

　　其次，追責的指向主要是違規行為。具體說來，主要指經營管理者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和企業內部管理規定、未履行或未正確履行職責造成國有資產較大損失的情形。只要企業決策制度完善，決策從頭到尾依程序而行，該論證的論證，該評審的評審，該集體研究的集體研究，如果出現因為市場環境、行業周期的變化而致虧損或效益不佳，則不必過于緊張。市場競爭有盈有虧，乃是常理。建立終身追責制度，是讓國企投資經營更守規矩，并非要求每一筆投資都穩賺不賠、每一項決策都有先見之明。

　　此外，新一輪國企改革是個系統工程，不靠某一項改革包打天下。有的改革舉措重在約束，如此次出臺的終身追責制度;有的重在激勵，如前不久出爐的國企員工持股試點;有的重在加強監管，如去年底公布的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意見;有的重在賦予企業活力競爭力，如推進混合所有制、授權董事會等。每項改革都會對其他改革產生影響，同時又需其他改革予以支撐。多項改革的統籌推進、良性互動，將更好地解決國企發展中存在的體制機制問題。

　　終身追責制度，不僅為國企經營投資決策劃出了“紅線”,也將成為國企改革與發展的“安全線”.在激勵中奮發前行，在約束下規范發展，國企才能真正做強做優做大。

　　政法干警申論寫作范文(三)

　　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是當務之急，但涉及面廣，必須找準突破口，下好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這步先手棋

　　日前，國務院印發了《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工作方案》，推出八大方面30項降成本的組合型舉措，受到企業家的普遍歡迎。有企業家感慨，“這是給冬泳的中國實體經濟，除了水草，卸了沙袋。”

　　這幾年，實體經濟的日子不好過。從市場層面看，諸多行業不景氣，產能過剩引發價格跳水，在珠三角，一些工廠還存在這種情形：接訂單只是為了維持工廠運轉;從發展預期看，做實業的企業主信心不足，有些人開始逃離，某老板關閉工廠買4套房，還感慨沒買更多……

　　降低實體經濟的企業成本，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問題，不僅關系到企業的運行效率、盈利能力，更關系到投資者對實體經濟的關注程度，需要企業和政府手拉手發力。事實上，許多企業也一直在努力通過創新升級來擺脫困境，無論是精益管理，還是機器換人，可以說是一分錢掰成八瓣花，能摳的、該省的、可降的，都做了。不過，僅靠微觀主體的努力，降成本的空間有限，以創新來攤薄成本的時間較長，還不足以應對當下的被動局面。正因此，國務院為降低實體經濟企業成本打出的組合拳，無異于雪中送炭。

　　事實上，在降成本的兩翼中，政府發揮作用的空間非常大。企業成本中，有很大一部分只能由“看得見的手”來調整。例如，修改政策法律才能調整的“五險一金”繳存比例等“法定成本”,靠制度改革才能降低的審批、認證等“制度成本”,以及靠嚴懲貪腐才能肅清的“吃拿卡要”等“隱性成本”,這些都是企業說了不算、想降難降的“支出項”.

　　降成本意味著利益再分配，落到執行層面，可謂難上加難。比如，大幅壓減各類行政審批前置中介服務事項，動的就是某些行政機構和“紅頂中介”的奶酪;再如降低電力成本，不僅是電力企業與用電企業的利益博弈，還涉及用電企業在“搶吃螃蟹”時如何重分蛋糕。沒點“勇于涉險灘、敢啃硬骨頭”的精神，是不行的。

　　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是當務之急，但涉及面廣、戰線很長，必須找準突破口，下好先手棋。和各種顯性成本相比，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尤為重要。它的影響是雙重的，既關涉企業負擔也左右經濟效率。更多情況下，制度交易高成本對企業運行效率的影響，可能比負擔還要嚴重，傷害還要大。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不下來，中國經濟邁向中高端水平可能會變成一句空話。格力集團董事長董明珠就表示過，不要給錢，我們也不要扶持政策，我們要的是一個公平、透明、平等的環境。給了這個環境，我們會做得更好，比給錢更好。從這個角度看，降成本的關鍵，是讓“看得見的手”習慣換手、縮手、放手，該放的落到位，該管的嚴起來，從而釋放市場活力。

　　降成本，是一場逆勢而上的改革。在這一過程中，不能忘記初心，即以深化改革的力度來成全企業得實惠的強度。從去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到這次國務院出臺的文件，中央為實體經濟減負的努力一直沒有中斷，一些地方也有許多探索，關鍵是在具體執行中不出方向性的偏差。政策從中央到基層，也有個“傳達成本”.若是大而化之，層層遞減，就會淪為“政策白條”,讓企業空歡喜;若是過度解讀，逐級加碼，又成了“干預市場”;萬一打著改革旗號搞利益捆綁，演變成給個別企業、個別行業“吃偏飯”,那更是偏離了初衷。如此重要的任務，不妨也建立督查制度，嘗試評估反饋，降到位的獎，降不到位的罰。

　　無論到了哪個階段，實體經濟都是競爭之本、發展之基。如何把社會資本請回來，把信心找回來，主要看降成本的成效。當改革的步子實起來、快起來，不僅能拓展企業的生存空間、利潤空間，也可以為新產業、新業態、新動能的孕育贏得主動，讓實體經濟這一池春水更快活泛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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