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省公務員申論熱點(一)

　　2016年5月，在北京、河北、蘇州、上海等地，一家名為聚智堂的培訓機構預收學費數億元后老板跑路。萬余名家長受“存學費，送超長免費課時，返本金”等廣告欺騙，進行預付消費，最終可能血本無歸。以教育培訓為幌子，只是預付式消費詐騙中較常見的一種。美容美發、游泳健身、餐飲娛樂等門店，都會勸導消費者辦理充值卡，承諾可以提供打折或會員服務。但有些店，消費者隔一段時間再去時，已是人去樓空。

　　有數據顯示，廣東2015年預付卡投訴受理案件數量超過7000件，一些商家用各種手段吸引消費者預存大量現金，但有些涉嫌變相融資、非法集資，甚至出現卷款上億元跑路的現象。

　　綜合分析

　　[預付卡消費的意義]

　　預付卡消費可以讓消費者與商家實現雙贏。對消費者而言，預付卡消費可以享受較大的價格折扣，而且比現金消費更加安全方便，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和風險;對商家而言，預付卡可以鎖定消費，穩定客戶人群，而且可以迅速聚攏資金，擴大業務規模。此外，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預付卡有利于刺激消費——消費者用預付卡消費時，卡上數字減少不像掏現金那樣心疼，消費節制力會有所降低，這和信用卡消費異曲同工。正因如此，近年來全球預付卡市場呈現爆發式增長，已經成為一種主流的消費方式。

　　[亂象分析]

　　遺憾的是，在我國當前的預付卡消費市場卻呈現出以下亂象:一是商家誘導消費者買卡充值時，口舌如簧，吹得天花亂墜，而一旦消費者掏了腰包，才真切感受到什么叫“買的沒有賣的精”，各種消費陷阱讓人防不勝防。二是當消費者對商家的服務不滿意時，退卡幾乎是一種奢望，欲罷不能。三是有的商家索性玩失蹤，一跑了之，讓消費者預付卡里的錢打了水漂。

　　以上種種亂象阻礙了預付卡市場的發展壯大。一方面，消費者的權益經常遭受損害，人們不敢大膽使用預付卡，有些人甚至拒絕這種消費方式;另一方面，消費者的消極態度，自然會影響商家獲取利潤和擴大經營，一些商家坑害消費者，最終坑害了所有商家。也就是說，本該“雙贏”的預付卡消費變成了商家和消費者的“雙輸”，并且陷入惡性循環。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預付卡本可以刺激消費，而消費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并且是目前最需要快馬加鞭的一駕馬車。本該“雙贏”的預付卡消費變成“雙輸”，最大的輸家是我們的消費市場乃至國民經濟。

　　參考對策

　　要填平預付卡市場的消費陷阱，根本上還得靠法治，唯有法治才能為預付卡消費保駕護航。

　　一方面要完善立法，用法律法規對預付卡消費的各種環節進行規范。譬如保證消費者辦卡自愿、退卡自由，尤其是退卡自由，不管商家有多少花招，只要消費者擁有無條件退卡的法定權利，就能有效倒逼商家誠信經營，實現“良幣驅逐劣幣”。

　　另一方面要加強執法，用嚴格監管和責任追究制約商家，為消費者撐腰。譬如可考慮實行預付卡報備制度，對商家訂立的預付卡消費合同進行合法性、公平性檢查，從源頭上進行把關。再譬如，探索采用信用監管、推行先行賠付等手段，積極受理消費者的投訴;至于有些商家卷錢跑路，則應以詐騙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決不能姑息。

　　廣東省公務員申論熱點(二)

　　新華社記者24日從河南汝南宣傳部獲悉，該縣食藥監局局長雷明奎中午聚餐時因飲酒過量死亡，參與聚餐的另外5名官員和2名司機均受到處分，其中3名官員被撤職。(11月25日 《法制日報》)

　　綜合分析

　　工作日中午聚餐飲酒，這幾名公職人員對明令禁止的“禁酒令”置若罔聞，為此受到了法規的嚴懲，甚至是生命的代價，實在是可悲。到底官場上畸形的“酒桌文化”是辦事的契機，還是為了不可告人的貓膩，想必不言而喻。

　　為了喝酒付出了生命，這個代價太過于沉重，工作日午間嚴禁飲酒，想必這些公職人員心里再清楚不過了，到底是哪來的膽子如此囂張，其僥幸心理是一方面，還有就是對黨紀法規的罔視。不自律，不自省，被觥籌交錯間的享樂奢靡沖昏了頭腦，在酒桌上所謂的交情關系中迷失了方向。

　　自中央“八項規定”深入實施以來，各地對公務員飲酒問題提出的“禁酒令”也相繼出臺，懲治“舌尖上的腐敗”“酒桌上的文化”也如火如荼的進行中。但是在如此高壓態勢下，仍有頂風作案者，倘若不是由于這位雷局長飲酒過量致死，想必這些涉案人員也會成為漏網之魚。看來要想管住公務員的“酒桌文化”，“禁酒令”是前提，還需執法者執法到位，雷厲風行。

　　參考對策

　　管住“酒桌文化”，監管執行是重點。法規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執行，得不到有效執行，再好的制度也是擺設。“禁酒令”不應該被停在紙上、掛在墻上，監管部門要不斷完善相應措施，加強明察暗訪力度，將畸形的“酒桌文化”扼殺在搖籃里。

　　立志言為本，修身行乃先。公務人員特別是領導干部應當身體力行，嚴格自律，從心中杜絕“舌尖上的腐敗”，從行動上制止“酒桌上的文化”。自覺守住“底線”不碰“高壓線”，少一些無謂的杯斛交錯交際應酬，多一些腳踏實地為群眾辦事;少一些公款吃喝鋪張浪費，多一些深入基層關注民生，這比任何“禁令”都要管用。

　　莫讓“禁酒令”成為一紙空文，監管部門責任重大，那些心存僥幸的公職人員心里也應該清楚，以身試法不是明智之舉，清正廉明才是為官之道。

　　廣東省公務員申論熱點(三)

　　異地偷排污染物這種“以鄰為壑”的環境違法行為，近年來有多發趨勢。據報道，有用貨車將大量危險廢液從湖南岳陽運輸到湘贛兩省一些偏僻農村隨意拋棄的，有從深圳“不遠千里”將生活垃圾運至江西被當地村民攔截的……公安部門查獲的此類案件日益增多。

　　此前，蘇州警方證實，最近一周有8條船共約4000噸疑似生活垃圾(夾雜建筑垃圾)被偷運至蘇州太湖西山島傾倒。2016年7月5日，針對這一事件，上海市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認證微博“上海發布”回應：“上海市綠化和市容管理局已成立專項工作組，全力配合蘇州警方及相關管理部門調查。同時，派專人赴蘇州現場調查取證。”

　　綜合分析

　　[深度分析]

　　垃圾異地傾倒一般遵循著從大城市向周邊附近中小城市、從城市向農村的轉移規律。表面上看，這是地方環境容量乃至發展階段的差別，比如在大城市，無論是生活垃圾還是建筑垃圾都相對更多，較之于次一級城市或農村，都會有更多的垃圾“輸出”壓力。但實質上，這之中是不同地區環保執法能力與意識的差異，在起著關鍵性作用。

　　異地排污之所以屢禁不絕，一方面，盡管我國法律規定了危險廢物轉移聯單制度，但受管理權限分割和地方保護主義的束縛，加上違法者往往選擇偏僻的農村地區傾倒，運輸時間也專挑夜間，“暗度陳倉”的現象屢禁不絕。

　　另一方面，是法律層面的錯誤認識。一些實施異地排污行為的企業認為，即便被發現和查處，監管部門只能查到運輸者、處置者身上，他們還有機會金蟬脫殼。例如，在不少案件查處過程中，企業負責人都聲稱，對運輸人或處置人跑到異地直接傾倒危險廢物的行為毫不知情，以此逃避法律責任。

　　[問題]

　　當前，異地排污的違法成本過低。目前，合法處置危險廢物的成本非常高，專家稱1噸危險廢液的合法處置費用可能高達7000元以上，而我國的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規定，未經批準擅自轉移危險廢物的，罰款最高上限為20萬元。對于危險廢物的產生企業來講，違法反而有可能是更“經濟”的選擇。而一旦監管乏力，容易形成“破窗效應”，讓更多人鋌而走險，并演化出黑色產業鏈。

　　參考對策

　　第一，必須抓緊研發和推進垃圾無害化和垃圾再生資源轉化工作，從根本上解決垃圾的出路問題。當前，我國正在積極推進城鎮化建設，如果在垃圾無害化和垃圾再生資源轉化方面缺乏進展，城鎮化將伴生出“垃圾圍城”的問題。

　　第二，需要提高違法成本。除了對傾倒行為的實施者提高處罰標準，還可以擴大范圍，讓危險廢物的產生企業承擔連帶責任。比如，若企業明知處置人沒有處置資質，卻仍然將危險廢物交由對方，不僅要一同承擔連帶的民事賠償責任，甚至要承擔污染環境的刑事責任。

　　第三，環保執法薄弱地區的環保執法水平和能力需要盡快提升，要打破環境保護上的地方主義傾向，并建立聯動機制和跨區域的環保補償制度。

　　第四，監管部門要當前，聯合執法仍然存在真空地帶，異地排污的車輛和運輸不歸環保部門監管，而有監管能力的公安部門又不掌握危險廢物管理的相關信息。因此，除了加強部門之間的信息溝通，更重要的是形成各有側重的監管布局。比如，對異地排污的現場執法、追查，可由公安部門主導，而環保部門在預防性管理措施上有所突破。則對生產企業加強監督，督促企業完善臺賬制度，對危險廢物的產生、運輸及最終流向進行全過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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