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申論最新時政1：贏得奧運場外的比賽

　　這幾天人們都在說，北京奧運是我們看待體育的一個拐點。在成功主辦和榮登金牌榜首之后，輿論整體開始看淡“唯金牌論”。金牌選手的角色，從“民族英雄”逐漸轉變為“男神女神”，他們展現出的頑強拼搏、健康向上的體育精神，仍然能夠凝聚大家，同時帶動大家熱愛體育、參與體育。近些年，中國城市跑步井噴式的爆發，乃至國內觀眾對里約奧運的放松心態，正是從體育大國走向體育強國的社會動員效應在初步顯現。

　　不過別忘了，如果轉到西方世界的背后，北京奧運同樣也是一個拐點?，F代奧運是一個最有象征意義的“世界村實體”，各國健兒的表現，對于其所代表的國家形象之塑造、民族崛起之隱喻，強烈而直接。倫敦奧運第一天，有位外國主持人驚呼：中國人的的確確地來了!曾經的“東亞病夫”，如今不斷站在領獎臺的中間，還動不動破紀錄，對于那些習慣了被仰視的傳統強國來說，自然會因遭遇挑戰生出種種不適應。給中國的尊敬，很多還在路上，而“不可能這么強”的下意識，卻會沖在最前面。

　　這就是毀壞中國隊聲譽的那些人深層次的心理背景。興奮劑是全世界體育運動的公敵，包括中國運動員在內，幾乎所有體育強國運動員都曾犯過錯、受過害，今天指責孫楊的人，他所在的隊伍也一樣。反興奮劑今天已經是一個世界性共識，在中國更是上升到了國家強力干預的高度。從悉尼奧運開始，中國就實行最嚴格的血檢，從北京奧運開始，國際奧委會對運動員的尿樣要留8年。奧運賽場有沒有興奮劑，該是檢測說了算，而不是由他人的猜測說了算。正如霍頓自己后來辯解的那樣，興奮劑只是一個最有效的毀壞聲譽和動搖軍心的手段。

　　奧運，不僅是檢驗我們體育實力的賽場，也是映照大國崛起過程的鏡子。應該意識到，我們未來可能還得受葉詩文和孫楊受過的氣，這其實是一種進步的代價。我們當然不能忽視，不能任由其發酵，但也不用因為傲慢與偏見，就用盡洪荒之力去生氣。不僅在泳池，不僅在奧運，在中國與西方競爭的所有領域，尤其是我們逐漸開始占據優勢的地方，類似的不愉快遭遇也許還會更集中。扭轉這種局面需要很長的時間，這意味著持續地去建設傳播優勢，一點一點地爭奪表達權和解釋權。而處在這個轉折階段，我們首先還是要把手頭的事業做得比過去“更高、更快、更強”，加固硬實力的支撐，同時不妨淡定面對不理解和不友好，展現我們的文化自信。“讓人喜愛而不是讓人恐懼”，才是軟實力的精髓。

　　所以，還是先盡情地享受剩下的奧運時刻吧，我們現在有這個底氣。要知道，當我們為“逗哏”傅園慧而捧腹時，正因為更多“捧哏”吳敏霞在默默閃亮，所以我們才能更放松地去享受體育。《墨爾本時代報》寫道：孫楊是個頂天立地的男人，他用200米自由泳的表現為一切正名。贏得場內的比賽，靠運動員干干凈凈的實力，而隨著整體實力和綜合素質的提高，奧運場外的勝利之花，也一定會向我們走來。

　　公務員申論最新時政2：簡政放權

　　“層層加碼”現象的本質是官僚主義

　　各類“層層加碼”現象，無論其具體表征如何，本質上都是官僚主義，是中國幾千年官本位文化傳統之遺毒，也是新時期“官場病”的典型病癥。

　　中國幾千年來的官本位文化傳統，使官場上下級間存在著“媚上欺下”的風氣。官本位社會離不開官，尊官、重官，以官位高低來定秩序，官場內部則體現為森嚴的尊卑等級，“官大一級壓死人”，下級官員的任命和晉升，完全依賴于上級領導的栽培與賞識，他們對上級只能唯唯諾諾、仰其鼻息。在這種情況下，政策的推行過程就變成了工作任務的層層交辦，每一層級的政府，都是通過對下一層級施壓，來謀求任務的高效完成，進而獲得上級的嘉許。而在政務運行一線的基層公務員，反而最不具備政策制定和推行的發言權，他們窮于應付，極少有發揮主觀能動性的機會，面對上級的層層重壓，因缺乏認真完成工作的必要時間和精力，也就只好層層打折不求質量。本該因地制宜、因時制宜開展與落實的政策，在實施中非但不能有效聯系實際，反而以揣摩上級領導的意圖為第一要務，敷衍塞責，華麗收場。“層層加碼”這種“上級壓下級”“下級哄上級”的怪異現象，在冗官充斥的各級官場普遍滋長，并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官僚科層制度本身的缺陷，也會導致行政效率的低下。科層制的惰性和它衍生出來的“官場病”，古今中外都沒有哪個國家能徹底避免。就今天的中國而言，對這一病癥的危害更須高度警惕。我們知道，政府層級越多，上下級間的信息溝通就越困難，政策實施效果就越容易背離政策初衷。面對今天日新月異的改革發展實踐，傳統的官僚指令式的政策運轉方式，已無法跟上時代的步伐。我國許多地方的官場行政，不僅手續龐雜，而且程序繁冗，科室層級太多，每經過一個層級，就會經歷一次“加碼”，其結果都是背離政策初衷更遠。很多中央出臺的好政策，就在官僚體制的層層“加碼”中，偏離了軌道，出現了問題。

　　僵化呆板的行政體制，也會導致臨事推諉、不負責任的工作態度。自從中央推行“八項規定”，強勢反腐“打虎拍蠅”以來，一些貪官紛紛落網，百姓拍手稱快。但另一種“官場病”，庸官怠政現象卻凸顯出來。雖然他們沒有以權謀私，大把撈錢，卻時時處處消極怠政，推卸責任。我們往往能觀察到一個很奇特的現象：一方面，很多公務員們日常顯得事務繁忙，常年加班加點忙得不可開交;另一方面，大量政務推諉停滯，運轉拖沓。這在相當程度上是由官僚科層制度本身弊端導致的。“層層加碼”現象是體制性反應，是科層制“帕金森”綜合癥的典型癥狀，部門都有部門利益，且都傾向于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府每一層級向下級的“加碼”，本質上都是為給自己留足工作時間和空間，打好“提前量”，通過這種方式以降低自己在政策運行中犯錯誤的風險，可謂給自己留足了閃轉騰挪的余地。然而這種做法的成本很高，它不僅無謂地浪費了行政運行的時間和成本，而且大大加重了基層公務員和人民群眾的負擔，是政治上不負責任的表現。

　　“層層加碼”終會導致脫離群眾

　　機關“層層加碼”現象的凸顯，表明各級政府在政務處理過程中，其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嚴重偏差。表面上看“層層加碼”似乎是政策運行過程中的程序設置問題，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但如果長期放任不管，最終會導致執政當局脫離人民群眾，走到人民群眾的對立面去，這是不可忽視的大事情。

　　首先，它會導致政府行政效率的進一步降低。“層層加碼”現象中所添加的“砝碼”，并不是出于真正政務運行的需要，而是為了推諉責任或取悅上級所增設的“附加任務”。隨著“層層加碼”現象在機關成為常態，這類“附加任務”往往會保留甚至固化。長此以往，政務運行過程中的冗余環節勢必越來越普遍和繁雜，從而大量占用公共資源，降低行政效率。

　　其次，它會導致虛假的政績觀和形式主義的泛濫。“層層加碼”現象容易給人們帶來一個假象，即在政務運行過程中，政府管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越詳細越好”。這種政績觀忽略了政務運行的“質”，而僅僅看到了其“量”。如任其引導，會激勵政府將觸手伸得更遠，對更多社會事務管得更寬，統得過死，從而可能扼殺社會自身發展的活力;另一方面，政府本身無力應對不斷快速發展的社會事務，導致其干預和管理浮于表面，致使體制內形式主義泛濫。

　　“層層加碼”現象本質上是官僚主義的衍生物，站在人民的對立面，與政府“為人民服務”的宗旨是相背離的。倡導國家治理現代化，就是要將傳統的以“統治”為核心的“馭民之術”，轉向以“治理”為核心的現代政治體系。而這一體系的核心，是“必須識民情、接地氣。要把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落實到全部工作中，認真貫徹黨的群眾路線，堅持人民主體地位，發揮人民首創精神，著力解決好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不斷讓人民群眾得到實實在在的利益，充分調動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

　　簡政放權是清除“官場病”的良藥

　　為政在人，治國必先治官。執政者在吏治問題上能否處置得法，建立一套平穩高效的官員管理制度，直接關系著其命運。對官僚主義痼疾必須下大力氣消滅，鏟除“層層加碼”這一不正?，F象得以滋生的土壤。

　　官僚主義產生的根源之一，就在于政府和官員權責不清，官僚部門利益無法被監管和遏止。我們過去有計劃經濟和全能型國家的歷史包袱，即便改革開放三十余年了，政府過度伸入社會的觸手，仍沒能完全收回。政府對社會事務管得過多，管得過細，管理層級過繁，機關單位疊床架屋，自然給“層層加碼”之類的現象提供了生長空間。切實減少政策推行和行政審批過程中不必要的中間環節，是整治官僚主義的一劑良藥。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在政府改革領域最搶眼的舉措，便是大力推動簡政放權，國務院先后取消和下放了近八百條行政審批事項。2016年6月27日，在2016年夏季達沃斯論壇中提出：“我們還要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改革，轉變政府職能，來營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堅決把政府該放的權放出去，能放給市場的直接放給市場，同時加強事中事后監管，而且還要探索包容有效的審慎監管方式。”

　　對官僚主義者以“層層加碼”所造成的亂象，所帶來的行政效率低下、責任推諉等“官場病”，執政當局不可等閑視之，其病癥之根本原因不在個人，而在體制，因而解決之道在于切實轉變執政理念，進一步推行簡政放權，破除行政壟斷，進行體制性改革。在在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中重點強調：“各地區編制本地區發展規劃，要結合實際，實事求是，留有余地，不能搞層層加碼。要把抓落實擺在突出位置，制定具體方案，明確責任分工，防止任務落空，堅決克服‘規劃規劃、墻上掛掛’，‘規劃是一套、做起來是另一套’的現象。”破除行政壟斷重在落實，只有將對上級負責轉變為對人民群眾負責，將“統治之術”轉變為“治理之道”，“層層加碼”這類官場上的不良現象，才不會有滋生的土壤，“官場病”的種種癥狀才可能得到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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