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友軍看來，公務員心理健康是公務員素質健全和全面發展的重要標志之一。“公務員心理問題不但是其個人健康問題，而且是一個執政能力建設問題，宜把公務員心理危機干預納入執政視野。”

　　公務員“心病”難題

　　最近一段時間以來，中國各地時有公務員上吊、跳樓等非正常死亡現象發生。據官方公布的鑒定結果顯示，除少數“畏罪自殺”外，大多數卻源于“勞累過度致死”、“工作壓力大”、“抑郁癥困擾”等。

　　2014年7月26日，湖北省國資委國有企業第三監事會主席王運清跳樓自殺，他在遺書中寫道：“我很抑郁，抑郁難忍，先走了。”此前2014年7月8日，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衛生局局長張柏成跳樓自殺，他同樣留有遺書：“我在醫院檢查有嚴重抑郁癥，非常痛苦，不能吃睡，生不如死。”

　　據不完全統計，僅2014年，就至少有30余名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又至少有20余人被官方認定為自殺。

　　在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許燕看來，因為抑郁癥而自殺的案例代表了某種極端的狀態，而其大背景是心理健康危機在整個公務員群體中的日益凸顯。

　　據《人民日報》報道，中國公務員中29.3%的人存在心理問題。在所有心理疾病患者中，有10%是公務員，遠高于其他群體。在某省的一次職場心理健康調查中，公務員的生活狀態評估排名在所有職業中倒數第一。

　　早在2012年，中央國家機關職工心理健康咨詢中心對20個中央部委共2500名職工進行的一項調研結果顯示，有63.3%的職工認為自己承受著中等以上程度的壓力，13.5%的職工選擇了重度或極重的選項。

　　在云南某縣機關任職的一位公務員朋友與本刊記者談心時說：“我經常加班，而且還不像公司那樣有加班費。每次連續熬夜加班后，調節三四天都緩不過來。感覺都快崩潰了，但這種郁悶又不知向誰訴說。”

　　“公務員心理健康狀況堪憂，卻并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即使個別地方政府或部門重視，也缺乏有效的措施和手段。”北京大學政府管理學院李成言教授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

　　面臨兩大“壓力源”

　　目前，中國公務員主要面臨工作繁忙導致心理疲勞、“本領恐慌”引發心理焦慮等兩大“壓力源”。基層一線公務員是主要受困擾群體。

　　一方面，工作繁忙導致心理疲勞。在當前公務員隊伍中，心理疲勞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狀態。尤其是基層公務員，他們與各種瑣碎、矛盾、糾紛打交道，工作節奏快，加班加點是常態，而且工作中還常存在害怕犯錯的焦慮心態。

　　本刊記者調查發現，有些基層公務員面對上訪、突發事件等問題，經常會倍感挫折和無助，對工作滋生厭倦感。在拆遷、信訪、司法崗位上的公務員，更容易出現情感壓抑、工作失控、言語暴躁等狀況。

　　由于超負荷的工作任務，不少基層公務員不得不把大量時間及精力投入到工作中，無暇照顧老人及子女教育，從而引發家庭矛盾。這種來自家庭的壓力，給一些公務員的心理健康也造成負面影響。

　　另一方面，“本領恐慌”引發心理焦慮。由于公眾對政府工作要求越來越高，公務員壓力倍增，包括知識社會對執政能力提出的挑戰、行政問責對依法行政能力提出的考驗、以人為本對科學執政能力提出的考驗等。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隨著年歲增長，有些公務員職業倦怠感產生，職業認同感下降，專業技術能力也有退化，以致無所適從;現在中央對腐敗零容忍，懲治腐敗力度大，持續性強，互聯網新媒體每日報道‘老虎’、‘蒼蠅’被打被拍，也會導致一批曾經腐敗過的公務員擔心問題暴露被查，于是終日誠惶誠恐，如履薄冰，心理壓力如影隨形。”沈友軍說。

　　在沈友軍看來，有些公務員發生心理危機，除外界因素以外，還與自身心理承受能力有關。“有些公務員畢業就到機關，缺少基層艱苦環境的鍛煉，一旦遇到棘手問題，就往往因難以處理而無法解開心結。”

　　“人格沖突是公務員特殊的職業心理問題之一。”沈友軍認為，“每個人都希望展現自己的個性，但公務員工作特點是要具有高度的服從性與規范性，這會使一些個性突出的公務員倍感壓抑。這種‘內心世界’與‘外部行為’的不一致導致的人格沖突，也會嚴重影響公務員的心理健康。”

　　南開大學教授齊善鴻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認為：“黨的以來，中央對公務員有了高標準、高要求。一些習慣于舊體制的公務員，其原有的工作模式、思維方式受到極大沖擊，而問責機制日臻完善，‘為官不為’難以為繼，也會導致公務員心理壓力增大。”

　　“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當下，中央對公務員約束越來越多、管理越來越嚴、要求越來越高，而以往的隱形福利卻在減少。這也會使公務員中的一些人失去心理平衡。”齊善鴻說。

　　緩釋出現“中梗阻”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公務員心理健康出現問題，相關部門應及時進行心理危機干預，但現實卻并不那么令人樂觀。

　　從個人角度分析，受傳統思維影響，不少公務員對心理問題認識存在偏差。“心理健康問題，不能等同于思想問題，但也不能完全分割開來。在現實中，有些公務員認為心理問題就是思想問題，說了就會影響仕途，于是不敢說不想說，死扛著，以致心理健康隱患越積越重。”齊善鴻說。

　　齊善鴻曾給一些地方政府公務員開過心理健康講座。“這類講座很受公務員歡迎。但令人驚訝的是，每次講座結束后，極少有人當場咨詢。但一段時間后，會有人用街邊公用電話，或以幫家人或同事的名義咨詢。”

　　“后來我才明白，這些公務員不想當著同事的面，暴露自己的心理問題，更不會承認自己心理不健康。”齊善鴻說。

　　類似現象，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博士李恒的臨床經驗同樣遇到過。“公務員前來咨詢、問診和治療的比例很低。即使有，也基本都是全自費，不走醫保，為的就是不留檔案，怕會影響仕途”。

　　“去年年底，本來我可晉升副處，但不知何故，最后上去的卻是別人。”北京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務員曾對本刊記者說，“那段時間，我郁悶極了，還常感覺身體不舒服，但去醫院檢查后，醫生說，可能是心理壓力大所致。可我又不愿意去看心理醫生，只好把自己內心包裹很緊。”

　　而從社會大環境來說，在很長一段時期，中國的公務員培訓，往往側重在業務水平和政治思想上，缺乏對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科學化的足夠訓練，以致公務員心理壓力難以找到緩釋渠道。

　　而事實上，很多地方政府或部門對公務員心理問題的認知還處于初級階段。對于一些已經存在心理問題的公務員，大多數解決方式還是由負責黨工團的書記、工會主席、婦女主任等按“思想問題”進行辦理。

　　由于心疾難以消除，一旦工作中遇到挑戰，如果公務員能力欠佳，缺乏危機處理經驗，就極容易陷入能力和心理的雙重危機。

　　建立心理援助制度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應把公務員心理健康當成一個重點工作來抓，構建完善的公務員心理援助制度。

　　“應定期對公務員進行心理健康咨詢或測試，及時收集公務員心理信息，準確評估公務員心理健康狀況、性格特點等。”沈友軍建議，“建立一套公務員心理健康狀況的跟蹤調查研究系統，為公務員建立心理健康檔案，對公務員身心健康問題，要盡量做到早發現、早預防、早治療。”

　　“以往各級政府和部門提拔官員，更多看重學歷、年齡和政績，而對其身心健康，則沒有更多關注。”沈友軍說，“選拔官員時應過‘心理健康’這一關，對于明顯存在心理缺陷的公務員，不宜提拔重用。”

　　同時，沈友軍還建議，可將公務員心理健康服務“外包”。由于專業人員來自工作單位之外，這樣可降低公務員對心理健康問題的敏感度，打消他們的顧慮，以便把心理援助的作用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本文來源：瞭望觀察網

　　“要完善公務員談話談心制度。”齊善鴻建議，“公務員的焦慮和抑郁情緒，多數容易出現在矛盾集中、崗位調整等時期，此時要注意對公務員進行積極引導，及時疏導好思想情緒，以有效地解除心理問題。”

　　“可設立心理咨詢機構或開設心理健康咨詢熱線，配備專業咨詢人員，為公務員提供心理輔導。”李成言建議，“對那些已出現心理疾病的公務員，宜安排心理咨詢師對其提供個別、保密安全的心理健康輔導和疏導。”

　　“中央黨校、公務員專門培訓機構應設立心理學科，將心理健康教育納入公務員教育培訓的重要內容。針對壓力較大、承擔特殊工作的公務員群體，比如公、檢、法和各安全部門等，應進行專項的心理輔導。”李成言說。

　　“加強對公務員的心理健康教育，強化公務員心理健康意識。”在李成言看來，公務員自身平時也應多學些心理學知識，學會自我調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