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公務員辭職有3大原因
個別地區、個別單位確實出現部分公務員辭職現象，但基本屬于正常人員流動范疇。
“現在的辭職現象與上世紀90年代初、本世紀初的公務員‘辭職潮’相比，遠不能等量齊觀。”
廈門市公務員局相關負責人表示，從2014年至今，在該局所管理的政府機構編制內公務員還未出現主動提出辭職的情況。近5年來廈門市公務員流動沒有出現異常，只有極少數人提出辭職，主要是年輕的、沒有擔任領導職務的公務員，有的辭職回家“接班”管理家族企業，有的因家屬在國外而辭職。
2014年初，安徽合肥副秘書長兼辦主任周大躍、合肥市新站區領導等人辭職引起社會關注，不過當地受訪干部表示，合肥、安慶等地短時期內出現多名干部辭職只是巧合。
記者調查發現，在一些大城市，由于工作機會多，辭職公務員人數也多一些。深圳市人社局公務員管理處主任科員梁文浩說，去年深圳市公務員辭職數量超過100人，但在該市4.6萬名公務員隊伍中所占比例不高。
總體上，男性公務員辭職比女性多。記者從北京組織部、人力社保局等部門了解到，目前北京并未出現大規模辭職潮，但相比過去幾年，45歲以下年輕處級干部離職數量有所增加，有離職意向的年輕公務員比例也有所增長。 北京市一個區統計，過去5年來，該區30歲以下公務員流失了300人。
北京市大興區政府有關負責人說，公務員離職情況逐漸增多，目前干部隊伍有一定心理壓力。 2014年該區10個處級干部去了私企、國企，最近還有一些干部也提出辭職申請。“走的都是比較年輕、高學歷的人。老同志沒那么多想法，企業也不需要。從長遠來看，這種現象應該引起重視。”
與此同時，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的意愿有所下降。廈門大學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孟華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學生報考公務員的動力在下降。
另據統計，2015年度國家公務員考試計劃招錄人數為2.2萬人，共有140.9萬人通過資格審查，比上一年減少11.5萬，報錄比為64:1。這一比例和2011年的133.7:1、2012年的117.7:1、2013年的107.2:1、2014年的71.9:1相比，呈持續下降趨勢。
基層公務員辭職三大原因
原因一：薪酬水平偏低記者調研了解到，眼下公務員薪酬福利水平相對于企業人員來說，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在當前形勢下，原來一些隱性福利減少，甚至完全沒有，一些基層公務員感到不適應。
“現在隱性收入沒有了。拿春節來說，以前單位都要發瓜子、花生、餅干等1000元左右的年貨，還要請職工吃年夜飯，現在都取消了。”福建省福州市直機關一位陳姓副科級干部說。
孫熙2010年本科畢業考上了公務員，在北京市朝陽區一街道工作。當時她覺得，工資雖然低一點，但福利不錯。“到崗之后，感到落差特別大。”孫熙說，她每月工資2000元左右，第一個月只有1800元。單位沒有宿舍，她當時在東五環外的草場地村租房住，一個不到10平方米的小單間，沒有窗戶，只能放下一張床、一張書桌和一個簡易衣柜，月租600元。她每天花40分鐘騎自行車上班。“工作4個月后，我媽來北京看到我住的屋子時哭了。”
“我當時感到絕望。”孫熙說，這樣的收入和待遇在北京生活太難了。2014年，她考上了廣州一所高校的研究生，決定離開公務員隊伍。
江蘇省鎮江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沈姓公務員4年前通過公務員考試入職后，成了同學圈子里的“成功人士”，同學不時會開玩笑稱，“沈主任，多提攜。”可幾年下來，他收入待遇幾乎原地踏步。剛入職時，每月能拿到5000多元，加上各種補貼年終平均下來是一月6000多元。4年后，他已是副主任科員，每月拿到手的還是這么多，但生活成本在增長。
他已經有了老婆孩子，房租每月3000多元，所在城市動輒每平方米1萬多元的房價讓他望而卻步，“每月兩個人一起攢幾千元，買房基本不可能，給孩子將來的教育投資，就更不能想了”。如今，他跳槽到一家企業擔任部門負責人，年薪稅后30萬元。
“公務員就是求穩定，退休后有保障。以前不繳保險，退休待遇還高出企業一截兒;現在保險也要自己繳了，那為什么不直接去企業?”一位還沒辭職但已開始物色企業職位的江蘇省縣處級公務員說。
北京市一名在街道工作準備辭職的鄭姓公務員說：“自己都拮據地生活，如何去讓別人安居樂業?”
原因二：晉升空間狹窄記者采訪中了解到，一些公務員辭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晉升空間狹窄，升職靠熬年限、拼關系。
一位從江蘇省經濟管理部門跳槽到中國礦業大學的陳姓公務員告訴記者，公務員晉升渠道通常有兩種，一種是走領導職務，即從科員到副科、科長、副處這樣的軌跡;還有一種是非領導職務，即副主任科員、主任科員等。
“在領導職務的競爭上崗中，某次民主推薦環節，選3個人，入圍50多人，競爭堪稱慘烈。”他說，“人總是需要被認可的，晉升是最重要的認可，而晉升需要很多東西，副科干3年才有資格競爭正科，還得看之前工作經驗、看年齡，以及人情、關系等復雜因素。”
安徽省鳳陽縣政府一位郭姓公務員已有辭職打算。“70后”的他早年從學校教師崗位百里挑一考入公務員隊伍，剛進政府機關時，感覺作為公務人員有社會地位，而且待遇在當地還算不錯。可近幾年來，他越來越覺得這一行工作壓力大，“最關鍵的就是晉升空間有限，如果找到合適的工作，我肯定走。”
雖然國家去年底出臺了公務員職務與職級并行的改革，改變了過去只有靠職務晉升“華山一條路”的狹窄發展通道，但他仔細研究后認為，“條件太苛刻，要熬很多年，算一下周圍沒幾個符合條件的。只有等到自己年紀大了，才有可能享受到副科待遇，那時還有干事創業的勁頭嗎?”
“這種主要看年限，而不是按照貢獻大小或者工作能力的晉升導向，嚴重挫傷公務員特別是年輕公務員的積極性。”這位郭姓公務員說，“公務員隊伍是干多干少一個樣。老老實實工作很少有人關注，也難怪很多人都在跑官要官。”
已辭職的福建省一個設區市中級人民法院原法官陳長厚說，“我自己喜歡自由的職業，但是在法院的工作可以說未來的路都能夠看得到了，副科再往后最多可能是副處。現在可以完全想象到30年后的工作狀態。”
原因三：壓力大、幸福感低多位已辭職或有辭職打算的公務員向記者抱怨，他們離開或希望離開公務員崗位，還有一個原因是基層工作強度大、壓力大、風險大，“經常加班”、“5+2”、“白+黑”，幸福感低。
一位從安徽省合肥市新站開發區管委會辭職的干部說，“5+2”、“白+黑”的工作模式讓她“壓力山大”。“我分管的這個部門要對接省市20多個單位，再加上新開發區招商建設任務極其繁重，確實壓力很大。”這名干部感嘆道。
“我一直在考慮什么時候能辭職，辭職了去做些什么。”福建省寧德市公安局一名基層派出所所長說，作為一名基層公務員，幸福感太低了，需要面對各種各樣的壓力，來自單位、社會和家庭等方面。現在群眾仇富、仇官、仇警很嚴重，一件事情發生后，警察在現場往往會成為對立面。
記者調研了解到，一些公務員職業榮譽感、歸屬感減弱。陳長厚說，社會輿論都說法官黑，導致我們有些工作不好開展。
一些公務員對單位跑關系風氣盛行、人浮于事等現象也表示不滿。孫熙說，現在單位人際關系復雜，有時候需要“站隊”，哪句話說錯可能就把人得罪了。“各種壓力真的是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