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系到中國近代史，大陸學者一般認為，英國發動的侵略中國的鴉片戰爭是一個起點，此后，英、法、美、俄、德、日、意等世界強權先后參與或者發動對中國的侵略，中國在列強的武力壓迫之下“門戶開放”，主權淪喪，外國人在中國自由出入，可以任便在中國經商、辦廠、辦學和傳教，路礦利權嚴重外溢，中國的內河和領海失去屏障，從北京到秦皇島的出海口等十二處地方由外國駐兵，大片土地被割讓，十多個城市設有外國的租界，還有旅大、威海、膠州灣、香港新界、廣州灣以及澳門等外國的租借地，全國幾乎都被外國劃分為勢力范圍。如此主權國家，其何以堪？有識之士，能無撫膺！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憂國憂民者常常為此發出呼吁。三元里抗英、廣州反入城斗爭、太平天國的反對外國侵略、各地綿延不斷的反洋教以至北方爆發著名的義和團愛國運動、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由抗議巴黎和會處理山東問題不公引發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上海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收回漢口九江英租界，以及大革命時期響徹全國的“打倒列強”的呼聲，在在說明反帝斗爭在近代中國歷史上有著廣泛的群眾基礎。盧溝橋事變發生、日本全面侵華以后，國民政府主持了全國的抗日戰爭，也贏得了全國各政黨包括中國共產黨和全國人民群眾的支持。譴責帝國主義侵華，正面評價中國人民、政府的反帝斗爭，是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學者必須面對的嚴肅課題。研究這個課題，很可能是兩岸學者較少有原則分歧的地方。
　　帝國主義侵華引起了中國社會性質的變化。關于近代中國社會性質，本世紀二三十年代之間中國學界曾爆發熱烈的爭鳴。經過思想理論界的反復討論，學界相當多人士贊成近代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中共中央于1929年2月在自己的一份文件中采納了這個概念。三十年代末中共中央、毛澤東在分析中國國情時，就是依據這個概念來立論。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體認，是確立中國革命的任務、革命的對象、革命的前途的基本出發點。對這一點，臺灣的學者指斥其非，是不遺余力的。本文限于篇幅，不可能展開討論。僅指出，采納這個概念，對認識近代中國歷史是至為重要的。我們往往強調近代中國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就是以對近代中國社會性質的這個認識為依據的。
　　如果說對帝國主義侵華這一史實兩岸學者尚無大的原則分歧，那么，對于近代中國的反帝，可能認識就不盡一致了。僅舉一例。張玉法教授在一篇書評中說；“不可否認的，近代以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非常嚴重。到八國聯軍之后始趨緩和，緩和的原因，一般的解釋歸于門戶開放政策，該書則歸于義和團的阻赫。義和團式的排外，實是無可鼓勵的。”八國聯軍之役后，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是否緩和了，尚待討論。此處僅就義和團立言。1900年彌漫于華北、京津地區的義和團運動，彼岸學人往往因襲舊時學人的看法，指義和團為“拳匪”，為籠統排外，輕易加以否定。義和團起自鄉間，本是農民自發組織的一種比較散漫的組織形態，因外國勢力深入窮鄉僻壤，更因民教糾紛，衙府庇護教民，損及農民利益，于是揭竿而起，號稱“扶清滅洋”，后得官府支持，進入京津。他們以血肉之軀，敢于面對八國聯軍的武裝剿滅，雖然失敗是難以避免的，但他們身上所體現的中華民族反抗外敵侵略的民族精神是值得稱頌的。他們的“排外”，是中國人民的反帝斗爭的初級形態，其缺點當然是明顯的，但他們在帝國主義面前發揮了中國人民的民氣，使得八國聯軍統帥、德國人瓦德西也不能不慨嘆歐洲人無此腦力和物力統治中國，“瓜分中國實為下策”。義和團失敗以后，國內多有罵義和團為“團匪”、“拳匪”者，但有識之士已經看出了義和團的功績。1901年在日本橫濱出版的中國留學生刊物《開智錄》發表文章，稱頌“義和團此舉，實為中國民氣之代表”。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演說“三民主義”，也稱頌義和團：“其勇銳之氣，殊不可當，真是令人驚奇佩服。所以經過那此血戰之后，外國人才知道，中國還有民族思想，這種民族是不可消滅的。”
　　與此相反，此岸學者認為歷屆政府顢酣、腐敗，對于造成中國的落后是有責任的，尤其對于統治者對外敵的侵略不能組織有力地抵抗，面對強敵，俯首乞和，造成近代中國屈辱悲慘的歷史，是應該受到譴責的。1840年的鴉片戰爭、1856年的英法聯軍之役、1864年俄國出兵占領新疆伊犁地區、1884年的中法戰爭、1894年的甲午戰爭、1900年的八國聯軍之役及俄軍占領東北地區、1904年的日俄戰爭和英國侵藏戰爭、1914年日本出兵山東、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等等，此犖犖大者，都是政府不能組織有力抵抗造成割地賠款、主權淪喪的著名例子。中法戰爭不敗而敗、勝而求和；甲午戰爭實行“避戰保船”，等于解除北洋艦隊的武裝，不僅拱手出讓制海權，而且拱手出賣了北洋艦隊，這兩次戰爭的失敗，李鴻章都不能辭其咎。至于九一八事變，明示不抵抗，更遭到國人批評。有人以外敵強大、中國落后為詞，提出抵抗不是上策，求和才是出路的主張，是站不住的。須知，近代中國所面對的國際形勢，就是資本主義列強先進，中國落候，列強與中國的關系是侵略與被侵略的關系。對列強侵略不抵抗，一味求和，出路只能是從半殖民地滑向殖民地，淪為附屬國。中國恰恰是因為抵抗了，才免于成為殖民地國家的。正確的做法，是一面研究自己落后的原因及落后之所在，努力學習、借鑒西方的長處，以自強立國，同時發揚民氣，對外敵侵略組織有力地抵抗。可惜，近代中國政府對此缺乏因應之道，使偌大中國總是落到一個落后挨打的地步，令后人讀史至此，不勝扼腕。
　　為什么總是批評政府？不是說政府一點好事都沒有做，而是說每當面臨國家、民族巨大變局時，政府不是站在國家、民族以及絕大多數人民利益的立場上作出因應，而是從政府或政府負責人的利益與好惡出發。這里或許要說到上面提到的反帝反封建中的反封建了。所謂封建，不是指我國古代周天子分封建國的“封建”，而是五種社會形態說中封建社會的“封建”。此一封建，不過是在翻譯時借用了古時的現有詞匯“封建”罷了。所謂封建社會，我理解指的是建立在地主土地所有制以及小家庭式農耕文化基礎上的君主專制制度。在外國侵入，中國社會演變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后，以地主土地所有制為基礎的封建專制制度并無實質上的改變。這種制度處事每以皇帝一家一姓的利益為轉移，而不顧及國家、民族和人民群眾的利益。例如，太平天國起義，適逢英法聯軍之役，清政府寧愿割地賠款，不愿對農民起義讓步，結果，“借師助剿”，湘淮軍和常勝軍合作，把太平天國鎮壓下去。甲午之役，適逢慈禧太后花甲之壽，竟公然不顧外敵侵入這等大事，不集中國力對付戰爭，反而把建設北洋艦隊的經費挪用來修建頤和園，以供花甲慶典之歡。這樣的政府，不改革怎么能受人民歡迎呢！